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 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 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 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作品评析

大型历史剧《蔡文姬》作于一九五九年，写的是曹操遣使赎回蔡文姬的故事。作者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剧本通过“文姬归汉”，从一个侧面歌颂了曹操的文治武功，为曹操翻了案。郭沫若同志对蔡文姬在外族流落十二年后离别儿女毅然返回祖国从事笔政这段史实有著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浓厚的感情。抗战初，郭老曾“别妇抛雏断藕丝”，回国“投笔请缨”，与蔡文姬的身世有着“类似的经历”和“相似的感情”。郭老曾极坦率地说：“蔡文姬就是我！——一是照着我写的。”剧本从史实出发恢复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铸造了新的艺术典型，张扬了历史上先进人物的精神：它贯串着作者充沛磅礴的热情，雄浑豪纵的气势和诗情醇郁的意境，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独具的艺术风格。郭老写历史剧总是为新的现实服务的。剧本歌颂了经过十余年战乱以后祖国一派芳华美好的景象，歌颂了民族团结的思想，突出了民族不分大小，都要互相尊重，反对以强凌弱的大民族主义。剧本在写作和演出过程中曾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

自宋以来，许多文人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把曹操歪曲成为弑君盗国的乱臣贼子，尤其从《三国演义》风行后，一直把曹操“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郭老在剧本中大胆地扫除了在曹操身上沉积的垢污，使这位杰出的英雄再现出动人的光辉。在剧中，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的形象。作者在写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同时又着力表现他平易近人、朴素俭约，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勇于改正错误等性格特征。他平时谈笑风生，诙谐洒脱，但在豪放朴实之中也蕴含着威严的风姿：“他的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你如果立在他的面前，就好像自己的心肝五脏都被他看透了的一样”。剧中通过蔡文姬的内心变化的描写突出了曹操的精神感”作用，表现了这位政治家“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在剧中，作者对曹操的形象作了多方面的艺术勾勒，无论是写文姬、董祀，还是写周近、单于、左贤王等，束束光柱都凝聚在焦点曹操身上，使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的形象在舞台上表现得光彩照人。

蔡文姬的形象也是塑造得十分丰满而感人的。她的一生坎坷不幸，早年在战乱中离乡丧父，中年流落匈奴，后又尝遍离情别绪的种种痛苦。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慈母，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用自己的血泪和生命写出了感人的《胡笳十八拍》。但文姬不只是深情的，更是坚强的。在曹操的精神感力下，经过董祀的劝导，她终于从凄楚哀思的罗网中挣脱出来，毅然诀别丈夫儿女，决心继承父业，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见董祀蒙难时，她不避风险，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表现了她的正直、无私、机智、勇敢。剧本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如卞后的贤极温良，周近的庸陋卑琐，左贤王的刚直豪爽，董祀的忠诚仁厚等也都写得十分成功。

全剧以文姬归汉为主线，贯穿着文姬由悲到喜的情绪变化，写得波翻浪迭，扣人心弦。

第一幕，蔡文姬面临著归汉与否的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她既思念故土、渴望归汉，但又留恋儿女，不忍割舍，从而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感情。在剧情的纠葛中，有文姬与儿女的矛盾，有文姬与左贤王的矛盾，有左贤王与董祀的矛盾，其中左贤王与董祀之间的冲突，由几欲兵刃相见到永结友好，促使了文姬归汉的决心。第三幕，蔡文姬在归汉途中于长安郊外谒父墓，她的内心矛盾达到顶点。剧中穿插了“胡笳十八拍”的诗句，增强了人物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里既有追思父亲的遗愿，又有缅怀儿女的深情：既有对曹丞相的感激，又有无以承父业、撰述《续汉书》的疚负。在蔡文姬心伤神颓之际，董祀的谆谆的开导，使她看到了曹操的宏图大业，终于摆脱“儿女私情”，“以国事为重”，“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表现了崇高的情愫和可贵的品德。

第四幕“文姬救董祀是全剧的高潮。曹操误听周近一面之辞”错判了董祀死罪，蔡文姬闻讯赶来，智勇地为董祀解脱。这场戏，围绕着董祀的冤案，集中刻划了曹蔡之间的矛盾，使两人的性格描写最后得以完成。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剧情兔起鹘落，富于强烈的舞台节奏感。董祀“行为不端”和“暗通关节”的两大“罪名”，前有周近的诬告，后有去卑的补充，加之曹丕不便先查问，而十万火急的饬令已下，这一切使文姬救董陷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当时，文姬不顾一切，甚至“披发跣足”，赶来求见曹操，这固然是她出于对曹丞相的信赖，然而戏一开始，她并不直说是为董祀求情；而说自己来“请求处分”。这种以退为进的“自责”，突出地表现了她的沉着、机智、胆识过人。当曹操历数董祀罪状时，文姬对答从容，言辞有据有节，更有二侍在旁作证，使她很快地变被动为主动，终于冤情大白，迫使曹操收回成命，从而解开了情节的纠葛。最后，在曹操面前为周近求情一笔，更显出她光明磊落，正气感人。在剧中，曹操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坦荡胸襟。他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但当他一旦发现自己因偏听偏信几乎造成错杀无辜时，他立即改正。曹操的思想变化写得极为鲜明，开始他颇自信，不愿见文姬，后在听文姬的申诉中，逐渐由憬悟而“有所思索”，再而受到感动，直至“恍然大悟”，最后一面自责，一面感激文姬：从人物心理活动和音容笑貌都勾勒得呼之欲出。曹操在思索中发出衷心的感喟：“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看来是一点不错的。我们这回可算得到了一次教训了！”这段出自肺腑之言，使曹操的博大的胸襟闪发出眩目的光彩。

在这场戏中，不仅矛盾冲突集中，情节发展大起大落，而且层次安排有序，人物间的轻重调配熨贴。第一层，在曹操与去卑的谈话中把“暗通关节”和“行为不端”二点相继引出，从而为剧情推向高潮作了蓄势。第二层，文姬在曹操父子和周近面前先打开“行为不端”之谜，再揭开“暗通关节”真相，其间二侍的两次旁证和文姬的一次休息，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在文姬的陈述当中，周近已变为被告，处境狼狈；曹操受到教益，但又不失身份。剧中人的矛盾虽没有处于剑拔弩张的激化状态，但由于紧紧扣住人物的各自命运，使观众心中的弦没有一点松弛。文姬的陈述，处处照应前文，字字出自肺腑，句句打动对方，要言不烦，极为精当。第三层，揭开谜底，真相大白，曹操改弦，周近知罪，文姬求情，使戏中矛盾获得完满的解决。

郭老的剧作，不仅善于通过精心的安排戏剧结构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表现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且还能用鲜明的语言来凸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曹操与文姬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他们虽有误解而仍相互敬重。曹操与文姬谈话中，或是含疑地询问，或是坦率地自责，蔚然有长者之风；他的情绪虽有升降变化，然而始终落落大方，表现了他那豁达、洒脱的品格和气魄恢宏的政治家的风度。文姬的语言，句句出自肺腑，情深而语缓，谦恭而雍雅，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她能打动曹操，与其说是揭开了事实，还不如说她的深情和正义使对方受到感动。她的语言溜烟如江河奔流，诗情洋溢，她似乎不是在告冤呼屈，而在自剖五内，披肝沥胆，充分显露出一个诗人的丰富情感和特有的气质。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郭老在剧中运笔敷彩，气韵畅达，从内心思想感情到眉目四角，都能传神地勾画出这两个主要人物的风貌神姿。他确实是在充满心肺的诗情描绘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两位旷世文人的庄严形象。